这出戏虽然重新回到了封建家庭的旧题材上，但这一“回归”并不是简单的“重复”，它与《雷雨》主要通过

周朴园的专制和周家的乱伦来批判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完全不同，是通过曾家三代人的自我沉沦，以及远古北京人、未来北京人与以曾家为代表的现实北京人的对比，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挖掘了封建阶级必然走向没落与崩溃的根本原因。正如钱理群所说，这是在作者已经走出了生命的“郁热期”，进入了生命的“沉静”状态之后，一次新的发展，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“戏剧化的戏剧”向“生活化(散文化)的戏剧”的转变，是曹禺“走向契诃夫”宿愿的实现，是曹禺戏剧的一个新的高峰。以上这段文字是对曹禺的话剧《北京人》的分析。()